国家检察院的服务保证
防治污染典型案例
【法律基础】
环境污染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规的自然人或实体的行为,其中包括放射性废物,含有传染病因子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严重污染环境,排放,倾倒或处置的有害物质根据《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的规定,任何人均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如果后果特别严重,将被处以超过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超过七年,并处罚款。如果单位犯此罪行,将处以罚款,并对责任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按照上述规定处以罚款。
在跨区域的污染犯罪案件中,检察官应继续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检察院的合作,同时促进执法与公共利益刑事诉讼之间的有效联系,并建立环境保护的共同力量。
在由于时间和空间隔离而难以确定污染犯罪的有害行为和后果的刑事案件中,检察官必须积极领导起诉,并收集全面的证据,以建立能够在客观上证实有害行为和有害后果之间的背景。要依法规范鉴定活动的开展,善于利用“外脑”来提高指控的效力和侦查污染罪。
对于涉嫌犯罪的案件,执法机构以罚款代替罚款,公安机关没有依法提起诉讼,我们需要着眼于执法工作机制和环保部门的刑事联动,督促执法机关及时移交案件,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坚决整顿公共安全机构。由于违法情况,该案尚未审理。
案例一
倪炳松,周文松,江苏省苏州市9人污染案2016年4月,天顺市垃圾清洁运输公司(以下简称“天顺公司”)与浙江省海盐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签署协议,同意天顺公司收集生活垃圾。海盐县将处置正规的焚化炉进行运输。成本为277元/吨。为了请求非法服务,被告人倪炳松,周文松和天顺公司的其他股东知道被告人张根,洪小勇等人没有处理生活垃圾的资格,继续从海盐县黄桥码头运来。价格远低于合法处置费用。将42921.72吨生活垃圾送给张根,洪小勇等人处理。后来,张根,洪小勇等人将40,000多吨垃圾倾倒在长江中,或运往湖州,浙江,当涂填埋。,安徽等地,其中2008年直接将8.89吨生活垃圾送至长江南通提水段。太仓段位于江苏省太仓市两个饮用水源地的上游。促使太仓市于2016年12月19日制定重大水灾应急预案长江取水中央饮用水源第二水设施暂停48小时45分钟,长江取水第三座供水设施暂停了55小时。剩余的22,832.83吨生活垃圾被送到湖州,浙江,当涂,安徽等地。发现,天顺公司非法处置的生活垃圾是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固体垃圾。上述倾倒和填埋造成公共和私人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恢复成本超过1000万元。苏州公诉人办公室应公安局的要求在调查前进行了干预,并对法院的管辖权发表了具体意见。案件,公私财产损失的计算方法和程度,垃圾的种类和识别长江公安局苏州分局根据当地有关环境资源丰富中央责任的规定,将案件移交给常熟市检察院于2017年3月23日进行审查和起诉。在审查过程中,检察院发现部分合著者被浙江警方移交给当地的检察院进行审查和起诉,以倾销该案中涉及的垃圾在浙江等地。地点由于收集的不完整案例证据显示,天顺公司在各地倾倒的垃圾量,非法垃圾处置的利润链,非法垃圾处置的方法和地点等尚未得到充分调查。为此,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派出人员到浙江省检察院三度协调联络,并运行公安机关增添了35份案件证据。根据支持证据判断,涉案人员不仅在长江边倾倒了生活垃圾,而且还非法倾倒了生活垃圾。最终,检察官查明了17,000多吨非法倾倒的垃圾和22,000多吨非法倾倒的垃圾。2017年9月15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办公室.2018年12月21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倪炳松及其他9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处以六年以上六个月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罚款一百万元至五万元。部分被告对判决不服并提出上诉,于2019年3月判决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1)在处理国家污染事故时,应注意不同地区案例工作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建立法律保护。当前,国家污染犯罪在增加。这类犯罪具有长链条,涉及大量,广泛的刑事犯罪,并且污染物和损害的数量难以识别。检察官应在起诉前起主导作用。在处理本案时,不同地区重大污染事故的调查和起诉范围不应仅限于公安机关报送的档案和犯罪事实。整个案件全盘捕获并调查整个犯罪链(二)全面收集证据,科学论证和准确识别生态环境破坏成果。为了确定销毁废物的性质,合格的工厂可以从与所涉废物相同的来源获得的废物中取样并收集,并在核实身份之后发表确认声明。(但不限于)在同一情况下未处理过的同一垃圾和渗滤液,在同一情况下,同一垃圾处理站的同一来源以不同方式处理过的同一垃圾和渗滤液等等,垃圾和渗滤液收集在不同的地方。为解决计算垃圾损失量的问题,可以结合科学计算和合理的猜测,在案件涉及的生活垃圾丢失的情况下,可以将现有证据用于非法处置和处置的数量。,由合格的专业评估人员根据评估生态环境损害的公式计算出由损失的废物造成的损失的虚拟处理成本,以及发生案件的地点的家庭废物处理成本,可以用作认证的生态基础破坏环境。
案例二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市成正
环境卫生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包括陆顺迪在内的16人污染案,由被告人肖志伟等人从成都市温江爱斯进口被告成都成正环境卫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征公司”)而无危险废物商业执照。特殊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斯特公司”),成都晨光丙烯酸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公司”)的被告唐刚,刘健接管了工业污水处理。商业。仪征公司负责人,被告吕顺提安排公司职工,被告人蔡伟利对工业废水进行卫生处理。经调查,共非法转移工业废水443685吨。调查发现,废水被直接排入城市下水道。案中涉及的工业废水中含有挥发性危险化学物质,例如甲苯和甲基丙烯酸甲酯,它们是危险废物。倾倒在彭州新市南部污水源中的危险废物沿着下水道网流入青柏河,造成下游水质污染。青柏江水业有限公司将地表水生产暂停了172小时,直接造成了更多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彭州市直接经济损失共计570.8万元.2017年11月30日,彭州市公安局将此案立案侦查。12月18日,应公安机关的要求,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前展开调查,针对因时空孤立而难以确定和证明案件因果关系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2018年1月,因涉嫌污染,公安局将卢顺提等人移交调查和逮捕。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批准逮捕,并于2018年3月6日逮捕了阿斯特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张杰。案件交由彭州市检察院公安机关审查起诉后,补充侦查案卷25本,并以仪征公司,晨光公司为单位犯罪。2018年9月6日,彭州市检察院向彭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判中,部分被告和辩护律师提出了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申请,对造成成都青白江区停水和停水设施的人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辩护和意见,但并不排除其他危害造成的危害。干预因素。检察官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事件发生期间,被告单位(人)已将工业废水排放到彭州南部新市镇的污水井中七次,并且彭州南部新市镇的地下污水管与污水处理厂相连。青柏河上游和管道沿线的工业污水位于观看自来水公司的取水口。自来水公司的实时记录证实,任何异常水样的时间和废水排放的时间以及污染和污水情况可能是一致的。在检查了近海海岸之后,调查人员没有发现其他污染源,因此,被告非法排放污染物与因水污染导致的供水系统关闭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休会期间,检察院积极参加了成都市环保局与债务人之间的生态损害赔偿协商工作,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建议将污染物,违法利润和刑法认定的有关企业合并计算。案例中,员工的经济状况决定了补偿金额。第二,建议将涉及非单一犯罪案件的有关公司列为赔偿对象。第三点是要指出,被告人履行赔偿协议应被视为认罪和re悔,法院在判决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最终,被告单位(个人)共支付赔偿金359.6万元,其他关联公司也支付了150万元赔偿金.2019年5月13日,彭州市人民法院裁定被告仪征公司和晨光公司的行为为单一诉讼。分别判处被告仪征公司和晨光公司有污染罪,分别处罚金120万元和8000万元。一万元,被捕的乌尔登被告卢顺提,张杰被判处有期徒刑。[典型含义](1)充分发挥诉讼前的领导作用,有效地领导调查工作。由于污染物种类繁多,数量大,来源不明,目的地复杂,生产,销售,生产,销售等过程涉及大量人员,运输,储存和处置阶段,证据收集和污染犯罪调查更加复杂。检察机关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介入调查,在确定调查方向,收集有力的证据和运用法律规范方面提供切实有效的领导。污染事故多发生在工业生产等商业领域,单位犯罪率很高,但实际上自然人犯罪多,单位犯罪少,下游的具体排放,倾倒和处置人员也更多。以及生产和废物的中高端产品,中间商很少。处理此类问题时,应注意全面收集整个产业链中单位和人员所犯罪行的证据。在调查的初始阶段,应以客观证据为出发点来克服瓶颈调查取证,并确保依法及时提取,密封和检查。污染物:应及时确定可以证明污染物数量,交易对象和数量的文件证据,电子数据和其他证据,以防止由于过早收集证据而导致证据丢失。随着法律程序的发展,有必要利用公安机关不断提高调查取证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并确保收集到的证据能够充分,准确地查明事实。
(2)运用证据规则确定污染事故的因果关系。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离,识别污染犯罪的有害行为和有害后果通常很复杂。在确定污染犯罪的因果关系时,必须充分收集可以确定有害行为和有害结果的客观存在的证据,其次,必须充分收集表明有害行为的高概率与证据之间的关系。有害行为与有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科学依据并符合客观规律。第四,要认真考虑,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提出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还是不合逻辑的。
(三)积极配合检察官待遇,积极推进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处理污染案件时,检察官应注意在执法方面的内部合作,公共利益方面的民事和法律纠纷以及与其他司法和行政当局的合作,并积极参与抵消生态损害的磋商。在谈判期间,刑事诉讼中确立的犯罪事实可以作为对关联公司和员工的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划分的参考依据。有必要准确把握刑事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与债务人赔偿之间的区别。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或个人,都可以视为应负赔偿责任的单位或个人。被告人和注明日期的被告人签署的《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和《补偿性赔偿协议》可以作为检察官作出判决的参考。
案例三
广东省中山市彭伟权等4人污染案2016年7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彭伟权,冯锡林,何伟生,何桂森密谋,彭伟权联系租船三次运输1200立方米旧胶纸(包括广东省中山市横门东航道12号堤岸以北(与在海滩上修建圆形水坝有关),何维生和何桂森提供了吊钩机并雇用了司机回收胶带废料进行回收同年8月26日,当彭伟权,冯锡林,何为生和何贵森第三次将废胶带倒入回收区时,执法机构在现场发现了它们。经调查,四名被告人非法获利6万元。报废的报废胶带属于混合废物,其中含有镉等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土壤和周围地表水,经济损失达386万元以上。2016年8月,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从媒体报道中发现广东省东莞船舶在中山市附近海域倾倒垃圾,并依靠执法机构与刑事司法联系的工作机制,及时与渔政部门联系,城市管理,住房建设和通航渠道。等待执法机构联系此案。法院在本案中发现以下问题:第一,该案影响东莞,广州,深圳,中山等许多地区,存在地域不清等问题。第二,有关案件的处理是几个行政执法机构的行政责任,案件是管辖权纠纷。第三,没有类似的案例将类似案件提交司法机构的本地先例。同时,市公安局查获中山市主动将其了解情况告知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并就该案是否达到执法标准征求意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与环保部门,公共安全机构和官员举行了多次案件分析会,以确保依法对案件进行处理。进行深入研究,以准确识别污染源,适当指定采样区域,并使检查和识别的操作程序标准化。执法机关在干扰调查,收集证据的同时,将案件线索提交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由公益诉讼监察部门处理。2017年6月5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检察院在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对彭伟权等四人提起公诉,审判期间,部分辩护律师对填埋场与有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建立提出质疑。要求鉴定人出现在盖里希特面前,以解释确定经济损失的原则和依据。在出庭后,鉴定人解释了计算沉积污染物的总重量的方法,该污染物污染了治理成本的会计标准土壤,镉离子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以及与土壤环境有关的其他职业问题,并接受了两者的要求。双方。在准备审判的基础上,结合案中的证据和评估者在法庭上的证词,检察官提供了证据以及排放行为与污染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当年7月3日,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协助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典型意义](一)依法开展“两法融合”工作机制,查处海洋污染犯罪。海洋污染犯罪案件具有难以发现的线索,难以解决的刑事案件纠纷,难以处理的案件,难以取得的证据,难以识别的证据,难以发现的事实,难以适用的法律等重大问题。。预防为了加强对海洋污染犯罪的控制和惩治,检察官必须不断加强海洋执法与刑事司法系统之间的联系,并寻求促进执法与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以加强执法和调查机构之间的联系。万一涉嫌刑事犯罪,检察机关应及时向行政机关提出移送案件的建议,并要求侦查机构及时将案件提交侦查,检察机关应加强与侦查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在适当的时候介入调查,指导并收集可靠的证据。
(二)依法规范海洋污染事件的识别。目前,尽管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法规对海洋污染损害进行司法鉴定,但鉴定标准仍然很复杂。为确保评估程序合法,规范且结论客观,检方应与评估机构保持充分沟通,并详细阐明评估的要求和目的,并根据现有证据出具评估报告。详细了解开发过程和评估报告的依据。如果与识别问题相关的识别技术和方法存在重大争议,则要检查识别技术和方法的科学可靠性。如果鉴定技术和方法在科学上不可靠,则有关鉴定意见将不被接受。
(3)善于利用“外脑”来提高指控的效力和证明犯罪。海洋污染犯罪事件具有专业性,技术熟练和专业标准模糊的特征。为了提高刑事诉讼的准确性和效力,检察官应当充分利用“外脑”来准备案件时的知识储备,并在法庭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以便他们能够在法律诉讼期间做出准确的反应。诉讼程序,并确保案件处理的质量和质量。试用效果。
案例四
河北省承德市赵立东等4人的环境污染案2017年2月上旬,被告人赵立东,史良熙,李宗义和王金梅联手以有利可图的方式处置电子废物,包括史良熙在内,与赵立东取得联系购买电子废物,同年2月27日,赵立东从天津静海区的两家废电线电缆开采和加工厂购买并运输了大量加工铜颗粒形成的底部污泥,并运往该厂。焚烧完成后,河北省平泉市一家矿业公司废弃的矿场计划将电子垃圾灰出售给金属冶炼厂。由于焚烧过程中产生大量刺鼻的烟雾,群众纷纷加入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经调查,现场焚烧产生的电子废物和电子废物总重量为196.22吨。电子废物是具有渗滤液毒性的危险废物。3月17日,河北省平泉市环境保护局计划对涉案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平泉市人民检察院通过“两法融合”信息共享平台发现信息后,发现涉案电子垃圾非常多。国家严格禁止可能造成危险废物的私人处置。随后,平泉市人民检察院联系市环保局,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证实,燃烧的物品来自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于涉嫌犯罪,应将此案报公安机关。3月24日,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平泉市环境保护局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在转交有关案件的信息后,该案件未提交公安部门。平泉市检察院下达了“要求解释不提起诉讼的理由的请求。”平泉市公安局回答说,不提起诉讼的理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所涉及的电子垃圾属于危险废物,并且是危险废物。所涉及的电子废物是主观且明确的,并且没有危险废物的证据。平泉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发现无法确定公安机关不提起诉讼的原因,并将此案通知公安机关。为确保依法正确处理案件,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向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报告了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果是,并要求加强执法。同年,该案转送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指示公安机关进一步增加和完善所有案件证据.2018年1月25日,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对赵立东等四人提起污染指控。平泉市人民法院裁定,4月24日,平泉市人民法院以环境污染罪判处被告人赵立东,石良喜,李宗益,王金梅,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三个月六个月。,每项罚款两万元。四名被告提出上诉,因为判决太严。2018年7月19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污染犯罪。但是,在法律实践中,污染犯罪的处罚仍然面临查处困难,提起刑事诉讼等实际困难。主要原因是环境行政执法机构与刑事司法系统之间的联系薄弱,以及难以获得污染犯罪证据。为此,检察官应当使用信息平台“两条法—充分利用趋同”来收集和分析有关行政处罚的信息,并跟踪和审查可疑案件的处理。如果发现刑事犯罪,将立即对环境环境部进行调查,并将其移交给公安机关。由于从执法机关获取证据的要求低于刑事调查的要求,因此通常不遵循刑事证据标准化和证据完整性的标准。??公安机关经常因污染行为不符合标准而拒绝提起诉讼。提交案件。对此,检察官应当分析和调查不提起诉讼的原因,加强公安机关的监督,在决定立案监督的同时,加强立案监督的合理性。有必要检查质量,提高调查工作提交后和监督的有效性。如果不建立公安机关或未经调查就设立公安机关,检察院将立即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以便在监督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下级检察官必须及时寻求指示,并向上级检察官报告工作协助,上级检察院必须及时调查解决问题,加强工作管理协调,确保对案件备案监督的适当发展。
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检察官